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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与血酬:中日韩电子产业搏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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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31 08:47: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韩国人黄尚基抗议三星使用化学药剂浸洗硅晶片
他的女儿在三星工厂工作四年,死于白血病
诞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对于其先进工业往往有着严密的保护,也会有意无意卡后进国家的脖子。
以巴西为例,巴西政府在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扶持民族工业,结果不久后,国内就发生了政变,亲美派上台,随之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开放本国市场,并大幅提高服务业占比。60 年代初,外资控制了巴西 90% 的汽车制造业、70% 的机床制造业 [ 1 ] 。
这种 " 强行去工业化 " 几乎发生在每一个拉美国家,导致原本经济基础好、受战争影响较小的拉美地区,被永久地钉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再无力冲击高端产业。
但同一时间,饱受战争摧残的东亚,却开始迅速崛起,在电子产业中实现了赶英超美,而且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建制化突破、互亏式发展
建制化突破:目前,东亚地区不但生产了 90% 以上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还在电子元件生产领域占到了绝对优势。而在四大泛半导体领域(芯片、面板、LED、光伏),东亚的产能几乎就代表着整个世界。
同时,东亚地区还诞生了大批世界级消费电子品牌,从 80 年代的索尼松下、到 2000 年后的三星电子、华硕、HTC、到如今的 HVOM。东亚几国 " 成建制 " 地实现了突围。
互亏式发展:不同于中东国家建立欧佩克哄抬石油价格,欧洲国家携手保护飞机、汽车价格。东亚几国在面板、存储芯片、半导体代工等领域的对决异常激烈。这种互亏式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在 DRAM 存储芯片体现的淋漓尽致:
(1)市场规模很长时间内,都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增产不增收。从 1994 年韩国在 DRAM 技术上追平日本开始,DRAM 芯片产能急剧扩大,但市场规模在长达 20 年内都没有扩大, 甚至多次萎缩,原因就是惨烈的价格战。


1991-2016 年 DRAM 市场规模
(2)频繁爆发价格战。比如从 1994 年开始,日韩之间不到 10 年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 DRAM 价格战,多次出现 " 生产一片亏损一片 " 的局面。
(3)高昂的投资,导致没有玩家愿意接受退出,只能选择死磕。08 年金融危机期间,三星以单季度亏损 6700 亿韩元的代价向中国台湾的 DRAM 厂商发动价格战,当地厂商仓促之下被迫应战,最终导致 7 年近一万亿新台币的投资付诸东流。
总体收益不增长、竞争者内向求生,失败者不允许退出,这种局面套用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内卷:
宁愿亏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
东亚地区产能的霸权,却带不来定价的霸权。这背后其实是泛摩尔定律给东亚这个工业追赶者留下的后门和陷阱。而内卷的终局会走向哪里?本文将从五个角度进行探索:
1. 摩尔定律:追赶者的后门
2. 内卷之路:契约内的血酬
3. 何处破壁:赌国运的决断
4. 赛道争夺:新东亚的出口
5. 产业对决:挑战者的使命
以下进入正文。
摩尔定律:追赶者的后门
所有后发工业国都会面临一个难题:很难进入巨额利润产业,对领先者实现超越。
如果观察世界各国出口强劲且毛利颇高的产业,比如美国的飞机、能源、汽车,德国出口的汽车、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以及法国出口的飞机、汽车、制药,会发现这些出口王牌,都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渐进式创新,核心技术早已成熟、每一个微小创新都需要长期的工艺、数据积累。二是依赖基础科研,如材料学、物理学等,但基础领域的技术成长曲线非常缓慢。三是供应链固化,零部件藕合度高、供应商关系紧密,外部供应链打入极难。
总结起来就是,领跑者圈子文化、强者恒强,后来者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而如果不能进入这种高利润行业,却又非要强行工业化的话,就又会陷入一个发展陷阱:
强行工业化 --- 进口外国工业设备 --- 制成品没有竞争力无法出口 ---- 外债高筑 --- 遭遇经济周期打击 --- 汇率崩盘 --- 丧失融资能力 --- 失去继续工业化资金 --- 结束工业化进程。
大量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实是在不断演绎这个剧本。比如巴西 1980 年代,推出了 "5 年投资 3720 亿美元 " 的计划,其中超过一半资金是举借外债。但由于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弱,出口卖得并不好,最终功亏一篑。
这种刀剑舐血式的经济发展,遭遇危机不堪一击的状况,成为了经济学领域中 " 桑巴效应 " 这个名词。紧随其后的还有 " 龙舌兰效应 "、" 探戈效应 ",洋溢着一派拉美风情。
既有工业先进国的打压,又有强行工业化陷阱,后发国似乎很无望。直到摩尔定律,在电子产业上打开了个 " 后门 ",即芯片上的晶体管密度每隔 18 个月就翻一番。
如果其他行业也能用上摩尔定律,那么航天飞机的速度早就提升到 300 倍光速了。但绝大多数行业都由能量守恒的物理定律支配。摩尔定律则是产业的人为约定。
半导体的研发得益于材料更改、工艺提升、电子效应等物理属性,其效率会呈现指数级改变,因而,摩尔定律大行其道。而在面板、LED、光伏等泛半导体领域,也存在成本、效能指数级下降的状况:
面板有京东方的 " 王氏定律 ",每三年价格降 50%;LED 有 " 海兹定律 ",价格每 10 年将为 1/10、输出流明增加 20 倍;光伏领域,过去十年发电成本下降了 82%,平均下来每年下降 16%。
在摩尔定律的拉扯下,终端性能爆炸式的提升,让任何领先者都无从保持优势。保持优势。即使是苹果、三星这种绝对巨头,也一直面临竞争压力,一年一更新都会被对手嘲笑技术落后。如果领先者稍有懈怠,就会被追赶者一把赶上,这在汽车、航空、医疗等领域是无法想象的。
摩尔定律的另一面是产能的指数增长,这意味着早期投资难以积累起规模优势。后进者的新工艺新设备,反而可以形成产能优势。而先进者的落后设备,反过来变成了累赘。
1994 年,日本液晶面板产量占到全球的 95%,但这些产能大部分都是 1、2 代线。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并未升级产线,结果 2 年后,就被猛砸 3 代线的韩国超越。而 2003 年到 2007 年间,台湾地区大举引入 5 代线,年产量 4 年增长了 8.5 倍,最终超过了韩国。
2009 年之后,大陆加入战局,把投资焦聚在高世代的 8.5 代线、甚至 10.5 代。最终在 2018 年一举超过了韩厂,并在 2020 年生产了世界上几乎一半的面板,实现了后发者的胜利。
正是摩尔定律的存在,给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赶英超美的窗口和希望,也造就了大名鼎鼎的 " 东亚模式 "。如今,电子产业占东亚地区总出口额的 3 成以上。相比之下,欧美国家中只有美国的电子产业出口占比超过 10%,英法德平均下来甚至低于 5%。
然而,摩尔定律带来的除了东亚电子产业的腾飞,也留下了一个陷阱。
内卷之路:契约内的血酬
电子产业既没有被印度、南美抓住,也没有被欧美强行留给自己,而之所以成为东亚的盛宴,有其必然性:这是一个对劳动力和资本消耗的无尽赛道。而只有东亚国家,符合这个赛道的全部要求。
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有着非常鲜明的独特性:除了打造品牌和操作系统以外,电子产品的组装和模组生产,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而且是可以机械化生产、军事化管理的劳动力。
毕竟,一条手机组装产线少说也有五六十道工序,需要将近 70 个工人流水完成。而手机里的模组拼接就更难了,比如摄像头的组装在无尘洁净室中进行,以确保相机不落灰尘影响拍照效果,这就对工人操作要求非常高,需要正规的培训、以及严谨负责的态度。
作为苹果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设有 36 个工厂,其中有 6 家工厂专门组装苹果手机等产品,这 6 家工厂就有员工近 80 万人。根据库克的描述,在中国,哪怕是午夜,一个电话就能调动数以万计的工人。
在欧美国家,没有哪家企业敢以这种强度消耗劳动力。而在中东和南美,也找不到这么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两地人口之和也不及中国多,并且分散在四倍于东亚的广袤土地上,唯一能提供电子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基本上只有东亚和南亚。
而资本方面,高代际产线需要的钱越来越多,单个晶圆厂投资成本最高已经达到百亿美金,而且还需要持续投资。以台积电为例,2019 年收入 340 亿美元,净利润 117 亿美元,但当年资本开支也高达 152 亿美元,也就是说赚的钱转手就去买设备了。这种规模的投资,只有东亚国家和地区能负担。
总结下来,这种超级重资产的生意,和高回报的互联网、稳定赚钱的飞机汽车相比,欧美不屑一顾。而南美、印度玩不起,劳动力密集、储蓄率高、政府财政投资意愿强的东亚,最终成为摩尔定律的战场。
那么在东亚国家卷的飞起的同时,欧美国家在做什么呢?
首先是给东亚竞争的双方卖 " 军火 "、赚生产端的利润。东亚电子公司互相竞争基本是靠买高级设备。做面板、半导体代工,竞争压力大,甚至不赚钱,但卖设备的美国应用材料、泛林电子等公司利润却蒸蒸日上。
另外则是造生态、收割消费端的利润。在台湾地区生产全球笔记本电脑的时代,美国选择了打造 windows 和 x86 生态," 系统 CPU" 的 Wintel 联盟收割了电脑产业绝大部分利润。一台电脑 5000 元,联想和华硕只能赚上 100 多元;单价 1000-2000 元的 CPU,英特尔可以赚上一半的利润;而边际成本接近 0 的操作系统,微软则卖到 1000 多元。
随后,日本索尼、韩国三星、中国台湾的和硕、大陆的联想,以及新兴的华为、小米,杀得越狠,Wintel 越稳。
移动时代,安卓 Arm 的新组合,躺赚着看三星华为等一干品牌激烈竞争。苹果生态链也如此,2019 年,中国 Apple Store 上的苹果抽成收入高达 200 亿美元,相当于 5 个富士康或 30 个立讯精密的利润。
东亚企业电子淘金热时,欧美牛仔们就悠然做着卖水人。而且垄断性越来越强,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这种躺赚的状态,保证了欧美企业把精力放在基础理论研发等领域,壁垒反而越来越高。
2015 年,美国企业投资了全部基础研究费用里的 28%,英国企业则是约 23%,而中国的企业即使在近几年快速增长后,到 2019 年也才不过 3%。
东亚地区虽然也做出了大量创新,但却基本集中在工艺提升上,一旦技术路线改变,大量经验就难以复用。
企业是由人构成的,欧美和东亚企业命运的不同,也造就了职员不同的生存状态。在中国职场,"35 岁之后怎么办 " 是所有高级职员的终极之问。而同样的话题在欧美却是匪夷所思,公司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老专家,怎么会在黄金年龄开除?
东亚终于看到了摩尔定律契约的反面:血酬。在工作时长上,东亚国家一骑绝尘,最热衷于发动价格战的韩国,工作时长一度达到恐怖的 3000 小时,是德国工作时长两倍多,巅峰时期的韩国,更是达到了全民 996 的地步。
1953-2017 年,平均年工作时长
这种献祭式的追赶,让韩国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也创造了全球倒数第二的生育率,韩国急速冲向老龄化。而日本、中国的老龄化也日渐令人担忧。
1960 到 2015 年,韩国的生育率变化
在这个人口最稠密、最喜欢储蓄的东亚地区,大众把时间、精力、身心,甚至 " 多子多福 " 的国民性都拿了出来,创造出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也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内卷地。
何处破壁:赌国运的决断
对于困境,东亚玩家们并不是没有体会,也一直在寻找破局路径:韩国采用了" 极致内卷 "、中国台湾采用了" 金牌管家 "、日本采用了" 据险扼守 "等不同策略。
内卷存在,是因为有无穷无尽的追赶者,不断拉低利润。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最残酷的战斗,彻底把对手消灭,也震慑追赶者们不敢再来,从而终结内卷呢?
于是,韩国选择了发动高烈度,赌博式的竞争来消灭对手。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卷到死,让对手无路可卷。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金融体系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少国民甚至把金银首饰捐给国家补充外汇。但同时期的三星依然继续加码投钱,扩产面板和内存芯片,可谓 " 男子当战,女子当运 "。在三星眼里,危机就是消灭对手的良机,减产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减产。
日本面板产业率先被三星斩落马下,随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存储芯片也被打的奄奄一息,行业内只剩下了相对佛系的美国美光和韩国三星、海力士。拿下内卷短暂胜利的韩国厂商,年利润一度高达 400 亿美元。
然而,极致内卷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大财阀对国家经济的绑架越来越紧,死亡、税收和三星,是韩国人一辈子都避不开的事务。而一家企业大到如此,社会体系要想健康,也就无从可谈了。更加尴尬的是,随着中国大陆这个巨型玩家进场,三星前面的投入都像是九牛一毛。
相比拼命三郎般的韩国,中国台湾考虑到地缘政治和岛内状况,选择成为 " 金牌管家 "。和产业各巨头做捆绑、为各巨头做代工,老大有口肉,自己跟着喝口汤。
台湾的 IT 教父施振荣曾经评价说:台湾是世界的朋友,三星是世界的敌人。因此,施振荣提出了制造业微笑曲线,创造了宏碁 ( Acer ) 品牌后,又创立纬创干起了代工的活。
除了生产 iPhone 的富士康、台湾的 5 大电脑企业(仁宝、广达、联宝、英业达、纬创)生产了 80% 以上的电脑,随后贴上惠普、戴尔、联想的 logo 销往全球。即使是在芯片制造顶端的台积电,也是从服务美国芯片公司起家、服务苹果等公司壮大,绝不和客户抢生意。
" 管家 " 的战略,对于一家企业而言,也许最优策略,但如果一个地区集体甘当打工仔,就未必是幸事了。
当年,台湾手机品牌独苗 HTC 被三星击败,直接导致台湾产业链失去了自我升级的主动权,只能把全岛希望寄托在苹果身上。但苹果不会用联发科的芯片,触控屏、镜头等业务也陆续转移到了大陆。
比起韩国和台湾地区,日本放弃了激烈竞争,选择佛系做研发,卡住一些市场小但绕不开的产业关键位置。
比如在电子被动元件领域,日系公司是绝对霸主。村田和 TDK 两家就占据全球近 80% 份额,收入过百亿美元。而半导体材料领域,日本也占据了 6 成以上份额。19 种主要材料中,日本有 14 种市占率超过 50%。最新一代 EUV 光刻胶领域,日本的 3 家企业申请了行业 80% 以上的专利。
与此同时,日本在精密仪器、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日本东京电子、Cannontokki 等设备公司都陆续崛起,打破了欧美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垄断。
日本之所以可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三个优势:首先和韩台相比,有汽车这张硬牌,拥有产业腾挪的空间;其次,日本人崇尚的 " 工匠精神 ",可以确保他们在材料领域深耕细作。另外,日本基础学科也很扎实,16 个诺贝尔奖得主中,有 6 个属于化学领域。
但日本的转型依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论是材料、还是设备,合计也不过是一千多亿美元的市场,和电子产业相比并不算大。而曾经风靡世界的日本品牌,几乎遭到了全方位的打击,消费电子的八大金刚,除了索尼以外,都逐步从消费者视野中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苹果、中国的华为。
韩国和同行死磕、中国台湾 " 找大哥 "、日本佛系 " 退守 ",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都没有冲破美国的篱笆,没有拿出真正和美国较量的产业利器。而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突围,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和美国核心赛道正面对决。
赛道争夺:新东亚的出口
美国的核心赛道有两个:下游大利润赛道和上游卡脖子赛道
东亚生产了绝大多数的终端产品和零部件,但这些电子产品组成的信息科技产业里,美国的IT 公司足足占据了整个行业 70% 以上的市值。这意味着电子产业改变世界的收益,还是被技术发源地美国赚到了自己手中。
虽然硬件自主化是国家命脉,但赚钱效率确实不如互联网。全球市值最大的 10 个企业中,互联网占据了 6 个半(苹果算半个)。而即使在美国,所有半导体上市公司市值之和,也不及半个苹果。这个现象正是美国的典型策略:
放弃中游的重资本、重人力,在下游应用领域收割大量利润,随后补贴上游的研发环节,上游卡脖子,下游赚大钱。
通俗点说,这就是美版 " 贸工技 "。然而,这个模式行得通的基础在于,美国常年雄踞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又拥有全球通行的文化影响力,因而美国在攫取消费端利润的效率远超其他国家。
纵观全球来看,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下游市场复制美国的国家。2019 年,中国整体消费市场规模超过 41 万亿人民币,接近 6 万亿美元,和美国 6.23 万亿美元相比,只有不到 5% 的差距。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就可能超越美国,坐上其雄踞大半个世纪的全球最大消费品市场的王座。
而当庞大市场的利润源源不断输入到中国科技企业后,他们就可以攻坚上游科技。
比如阿里巴巴,在电商利润的反哺下,打造出了自研操作系统的云计算体系。华为,也正是在通信设备和手机上赚到了钱,才有能力在 10 年投入了 6000 亿元,进行 5G、海思芯片研发。腾讯也有三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还投入 10 亿来设立 " 科学探索奖 " 奖励基础科学研究,举办腾讯科学 WE 大会、腾讯科学周。
这些推动科研的举措,无疑都建立在公司丰厚的现金流基础上。而中国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出海发展。最为耀眼的自然是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短短 2 年时间,单美国业务就做到了 500 亿美金的估值,相当于中国大陆本土最大的电子代工厂立讯精密,创业十几年、雇佣 13 万员工的市值。
而事实上,新兴电子和 IT 技术应用市场,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了" 中美双头格局 "。2020 年胡润独角兽报告称,世界前 586 个估值超过 10 亿美金的科技新兴企业(又称独角兽)里,有 227 个来自中国,233 个来自美国。而这些独角兽,高度集中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软件服务、共享经济等 ICT 技术的应用端。
不同于韩日和中国台湾的 " 躲避 ",中国大陆在应用端紧紧咬着美国企业。而中国互联网的出海,也显然挑战了美国互联网的垄断,导致美国 " 下游支撑上游的大循环 " 的根基出现了松动。最终,美国放弃自由主义,用禁令用 " 卡脖子 " 来遏制华为,甚至总统亲自下场指挥对 TikTok 强买强卖。
美国的极限施压,似乎正表明,中国大陆的正面对决,正是突围的正确选择。
产业对决:挑战者的使命
今年 9 月 16 日,代表全美国半导体营收 95% 的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携手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了一篇重量级报告:《政府激励计划与美国半导体制造的竞争力》
这份不长的报告配合其详实的数据和图表展示了这样一个核心主题:作为曾经的集成电路领域的发明者和领航者,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目前正在被全球尤其是东亚越抛越远
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既是事实,也是娇嗔。因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庞大的规模和高超的工艺,而是充当一个布链者的角色。
美国在攻克一项新技术后,往往会只抓卡脖子和产生利润的部分,而把其他环节抛洒向全球。一旦某个环节的承包商开始向其他环节伸手时,美国就会扶植小弟来反击,并对挑战者发动产业打击,这也是为什么东亚总是在周而复始的进入产能战争的重要原因。
著名智库 " 机工战略 " 的陈琛总结了美国发动打击的五种武器:标准规则先行、基础能力控制、价值单元链控、平台软件支撑、创新生态驱动。而这五点层次递进并互为基础,如同一张天网,密不透风,让任何挑战者都会不自觉的望而却步。
(1)标准规则先行,在通信行业,高通把自己的大量专利运作成了行业标准。因此产业里的任何挑战者,要遵守标准,就要屈从于高通的专利网、缴纳专利费。
(2)基础能力控制,把核心基础材料控制在手里,比如电子产业的芯片、医疗影像设备行业的 CT 球、燃气轮机的精密冷却孔制造技术;这些顶级技术都在美国公司手中。
(3)价值链单元链控,把各个环节的基础玩家,进行互相嵌套链接,实现 " 一荣共荣、一损俱损 " 的产业联盟,比如芯片领域的制造、设备、材料等环节各公司联合研发,每种光刻胶都对应特定的设备和工艺,形成闭环,而核心依然是美国公司。
(4)平台软件支撑,平台负责嵌入整个产业链,不断正向积累数据,同时形成网络效应。比如工业设计的仿真领域,美国 ANSYS、MathWorks、Altair 三家公司占到了全球 50% 市场份额。半导体设计领域 EDA 软件,美国 Synopsys(新思科技)、Cadence(铿腾电子)和 MentorGraphics(明导国际,2016 年被德国西门子收购)三大公司则占据了 80% 以上份额。
(5)创新生态驱动,这是所有招式的最终一招,以产生新的产业链来实现布链,特斯拉就是近期的代表。美国创新了产品,属于零部件的电池,则先让中日韩三家一起竞争。
在看到美国范本,也感受到布链者威力后,中国的转变方向也十分清晰:从制造者,走向布链者;从身强力壮,变成手持利刃。
在新能源车、光伏、航空航天等领域,并不一定要追求 " 全球产能尽在我手 ",而是要细究 " 五把武器 " 中我们手里握几柄。部分生产环节的全球散链、也能让更多的国家和中国结成 " 一条链上 " 的共同体,而不是让他们成为低成本的竞争者。
内卷之所以成为内卷,本质上还是因为被布链者拉入了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拓荒,才能走出内卷。
尾声
研究机构 Global Firepower 每年都会发布一版 " 全球军事实力排名 ",在其 2020 年的排行榜中,日本和韩国分列五六位,仅次于美俄中印,越南和泰国分别排在 22 位和 23 位。买了一堆过时武器装备的台湾省,单拎出来也能排在全球第 26 名,超过后面一片发达国家。
把东亚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扔到欧洲,都至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区域性大国,东亚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 " 地狱模式 "、" 怪物房 "。这种全世界最艰难的生存模式,也催生了全世界最勤劳的人民。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催生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这种模式被称为 " 东亚模式 "。这种发展思路诞生了四小龙和中国奇迹,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财富焦虑、资产泡沫以及无法提振的生育率。
无论是韩国用极致内卷塑造垄断地位,还是日本佛系研发卡住产业链的关键位置,抑或是越南和东南亚国家对着产业链转移跃跃欲试,都是为了让本国人民的勤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有一个合理的定价。
但对于人口是日韩总和 7 倍的中国来说,我们通关游戏的难度则要大的多——既要完成主线任务,又要完成支线任务:我们需要学习韩国的产业链控制力,也要学习日本的基础研发;要防止制造业大规模流失东南亚,也要追上英美在品牌和创新上的脚步。
只有这样,才能让 14 亿人共同享受产业升级的红利,而非只让一群五环内的少数人永远先富。摆脱打工人的宿命,超越甚至颠覆 " 东亚模式 ",是中国产业升级、攻坚高科技顶峰的最大意义。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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