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富不仁，还是回报社会？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对此有明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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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屈指可数的华人慈善家，他打破了自古以来“为富不仁”的说法，他的各种慈善事业捐赠已超过8亿美元。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在李嘉诚身上，“富与贵”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看透财富，才能创造财富，驾驭财富。
财富的另一个精神神话
对他来说，荣誉、地位、金钱，所有这些东西是真正的身外之物，他无需再刻意追求；

对他而言，无论是简朴的生活，还是慷慨的施舍，都不过是一种早就从自愿上升到自觉的心境；
如果说，别的很多人都是把慈善当作一种道具或者途径，那么对他而言，慈善就是一种事业。这个世界上捐钱者众，但把捐钱当事业者，仍是凤毛麟角。
李嘉诚，在创造一个财富的神话之后，正在创造基于财富的另一个精神神话。
他是世界华人首富，拥有资产超过1000亿元，在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最有影响力的世界25位富豪中，他名列第17位；
他是世界富豪中最“抠”的人之一，作为一只26美元手表的主人，他的菜谱永远是四菜一汤；
但他又是世界上最大方的人之一，迄今为止，他已经向全世界的慈善公益事业至少捐出了152亿港币。

戴着26美元的廉价手表，却做下了人类史上罕见的天文数字捐赠，这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的钱在华人中是最多的，而他对钱的“吝啬”程度也是罕见的。据说，若是有一分钱掉在地上，他也会弯腰把它捡起来。面对公益事业需要，他时常慷慨解囊，但对于每一分钱的去向，他都要亲自过问。
有一次，李嘉诚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访问团一行到某地访问。在某大学座谈会上，当该大学负责人谈到校园网络建设需资金800万元时，李先生详细询问了光纤铺设等情况，没等校方介绍完，他便抓起桌前矿泉水瓶，走上前台，指着手中的水瓶说，“本来生产这瓶水需8万，但在申请资金时却说需要10万，那么多余2万就是浪费，办多少事就该花多少钱。”
等李先生拿着水瓶走下台时，对迎上前来的该省省长说：“要我马上拿出一亿，我面不改色，但谁要在地上丢一元钱，我会立刻捡起来的。”后来在宾馆听取该省政府介绍的几个项目时，李先生再次举起桌前的矿泉水对在场的人说：“这个水瓶的厚度已完全够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花钱把它加厚呢！再有钱，也不能浪费；再花钱，也要花到实处。”

李先生“借瓶说钱”的目的并不在于多给还是少给，而是先教我们摆正办事和花钱的态度。
对别人慷慨大方的人，不一定对自己也慷慨无度。
李嘉诚正是这样的人，他对别人和全世界慷慨，对自己和家人却太显“抠门”。
他的生活永远是那样简朴而富有规律——清晨6点起床，打打高尔夫球，或者游泳，然后便投身忙碌的工作之中；坚持身着蓝色传统西服，佩戴仅值26美元的手表；跟家人的聚餐通常是简简单单的四菜一汤。
某著名财经媒体曾评价说，“在李嘉诚的身上似乎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矛盾：他的事业与经历拥有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式的情节——财富、权力、名声与时代风云，但他却以罕见的低调方式行事，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
直到今天，李嘉诚穿的仍旧是10年前的衣服——一件蓝色的西装，居住的还是30年前的老房子。

李嘉诚曾在接受大陆某媒体采访时说过一个小故事：他在少年时代，曾经遇到一个算命人说他天庭饱满，若勤劳苦干，坚持不懈，将来定会大富大贵。
“我不相信什么龙命，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富大贵，却相信了只要能勤劳肯干，坚持不懈，定有所成。”李嘉诚说，他从14岁开始做推销员养家糊口，现在发达了，之所以还选择简朴的生活，是因为简朴便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赚钱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实现人生价值、挑战自我的手段，所以无论我有多少财富，我的生活享受，与30年前无异。”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有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将一枚2元硬币掉到车底坑渠里，他蹲下身欲拾取，被一名印度籍值班工作人员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
他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这2元，让它滚到坑渠，这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不浪费，注意发挥每一分钱的作用，这或许就是李嘉诚的最有价值的理念，生活如此，捐赠同样如此。
我们常讲的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正是因为坚持了科学办事的态度，李先生才能长期挺立商海潮头，成为世界风云人物。
上善若水
李嘉诚一方面赚钱，一方面又花钱，他赚钱时很高兴，花钱时更高兴，他知道，这样的付出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
钱能买来财产，但买不到好名声；财富虽使人显贵，但买不来受尊重。李嘉诚以亲身经验指出，做生意与做人异曲同工，钱来自社会，应该用之于社会，做人的宗旨就是要刻苦。他在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古人云，“上善若水”。从小受到家庭儒家思想熏陶的李嘉诚十分信仰儒家有关道德的思想和论述，他指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商者，道德始终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包括他本人在内所获得的成绩都是一种个人道德乃至社会道德规范的结果。为此，他经常向人提到少年时受人恩惠的事情：
有一次，李嘉诚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听到大伙计叫喊，慌慌张张拎茶壶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洒到茶客的裤脚上。

李嘉诚吓坏了，木桩似的站在那里，一脸煞白，不知如何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大爷。若是挑剔点的茶客，必会甩堂倌的耳光。
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在李嘉诚来之前，一个堂倌犯了与李嘉诚同样的过失，那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不敢得罪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
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要对李嘉诚责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位茶客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茶客一味为李嘉诚开脱，老板没有批评李嘉诚，仍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会就走了，李嘉诚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双眼湿漉漉的。事后，老板对李嘉诚道：“我晓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裤脚。以后做事千万得小心。万一有什么错失，要赶快向客人赔礼，说不准就能大事化了。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的，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
回到家，李嘉诚把事情说与母亲听，母亲道：“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从此，李嘉诚牢记了母亲的话，他将那位茶客的善心和善举铭刻在心，一方面作为自己行为的榜样，另一方面梦想着有朝一日找到这位好心的茶客，为他养老送终。

这种道德规范的影响同时影响到了李嘉诚的商业行为，人们总是将李嘉诚的商业收购当作一种善意收购，事实上李嘉诚也是本着善意收购这一原则进行的。他收购对方的企业，必与对方进行协商，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也不会强人所难。这可以看作是商业基本道德在李嘉诚身上的体现吧。
60年代初，李嘉诚的事业已略有起色，那时工厂在西环，办公室在中环雪厂街的爱丁堡大厦。街口经常站着一个女人，她不会主动去向行人乞讨，有人给她钱她就接受。李嘉诚看她很老实，有一天离开公司的时候趋前问她：“你有没有其他家人在香港？如果有熟人的话可以协助你承让到牌照，在茶楼门口卖报纸，金钱上我可以帮你，这样你就不须这么辛苦站在冷风中乞讨了。”
他谈生意通常都是在雪厂街，但那天客人要到李嘉诚西环的工厂，而这一天，李嘉诚答应了要送钱给那个冷风中孑立的女人。为了不食言，李嘉诚谈到一半，就对同事说：“我离开一会儿，客人找就说我去洗手间。”
李嘉诚从西环出发，一路开快车，“这是我一生开车最快的一次”，到了雪厂街，车子就停在马路边，他尽最快时间给这个女人证明，这不是骗她，而是实在令她能自力更生的事。李嘉诚给了她一笔钱，立刻赶回工厂。客人到处找他，谁都不知道他抽空出去是做了一件善事。

财富是成功的标志，是耕耘的回报。财富也是欲望的深渊，没落的原因。
巨富之后，人们常常面临这样的选择：是为富不仁，还是回报社会？作为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对此有明确的回答：既然财富取之于社会，就该施报于社会。
多年来，李嘉诚连续捐资助学，献金解困，惠泽福利，先后向大陆、港澳等地捐建了多项福利设施。当家乡父老缺屋少医时，他捐资建设“群众公寓”和医院；当祖国遭受洪水之灾时，他带头捐巨资赈灾；家乡募捐建桥，他出资；家乡设教研基金，他出资；北京举办奥运会，他出资……李嘉诚的声名在祖国内地已是家喻户晓。在香港，李嘉诚也多次捐资兴建医院、老人院、文化机构，筹巨资建立教育基金。李嘉诚的善心与公益事业连在了一起。
李嘉诚从小就有执教育人的理想，但是由于环境的变更，他走的是经商之路，成为了今天身家数百亿的超级富豪。他少年时的梦想只能以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于是，他独资在家乡汕头兴办了一座现代化大学——汕头大学。为汕大的建设，他先后倾资数亿港元。
其后，为响应国家开发西部的发展战略，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及李先生属下之“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集团宣布捐资3亿港元，开展“李嘉诚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支持西部地区发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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