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正在优雅衰落？丨Editor’s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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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选在即，英国首相鲍里斯再度宣称，英国将在圣诞前完成脱欧。从 2016 年开始的“脱欧”一直拖延到了今天。今天的英国在经历着什么？脱欧为为什么如此艰难？在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中，我们也许能找到答案，而且，它很可能会是你下次英国之行的参考书。
大英帝国正在优雅衰落？
撰文：沈律君
就在一个月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因为工作，去了一趟英国。抵达的当晚，我们走过议会大厦，它的一多半，包括大本钟在内都被脚手架包围着，面貌并不真切，远不及一街之隔，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旁空地上的那一排旗帜。那几乎是一片旗帜墙，英国国旗和欧盟盟旗或缠或挂，是如此密集，以至于旗帜后面的旗杆几乎看不到了。
米字旗和星环旗比着要迎风飘扬，两种旗帜下面站着彼此的支持者，他们像卫兵一样守在那儿，两方没有交谈，也并不急于宣发传单，只是守着，站在各自的旗帜旁。在旗帜墙后面，空地上有十几顶帐篷，看来他们打的是持久战。
当我走远了一点再回头看，米字旗显然占了上风。当然也可能只是它飘起来颜色比较鲜艳。无论如何，在抵达的第一天，我意识到了脱欧问题在这个国家占据着的位置。英国人为脱欧专门发明了一个词，Brexit，是不列颠（Britian）和退出（exit）的合体。在此后的几天，它反复出现在电视中和街边的海报上，俨然头等大事。
看到《英国：优雅衰落》这本书之后，我有些后悔，没有在出发前就读到它。作者桂涛是新华社伦敦分社的时政记者，这一身份让他得以遍行不列颠，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他们的故事像是今天英国的一个切片，在桂涛干净简练的行文下显微出来。
从名校校长到议会议员，老记者到大学生，从军情五处负责人到恐怖袭击受害者，还有二手书镇上的国王，这些故事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衰落与脱欧。
衰落。就在我们到达的时候，伦敦有 15 万无家可归的人，特拉法加广场东侧每天都排着领救济餐的长队，旁边就是流浪汉们的帐篷。18 年的民调中，只有六分之一英国人相信明天会更好。
特拉法加广场东侧，黑压压的人群都在等待救济餐。
然而，正如桂涛在书中所说：今天，“世界仍然享受着‘衰落的英国’不断留下的遗产：邮票、火车、青霉素、互联网、标准时间、英语、议会民主制、莎士比亚、冲水马桶、007、唐顿庄园、哈利波特……”这是大英帝国在百年衰退中的余晖和新光。对于这种“衰而不灭”，桂涛在自由民主党原党魁克莱格那里得到了回答：英国正在优雅衰落，但脱欧会让英国遭受“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
关于脱欧，桂涛在大不列颠的各处找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再次印证了这个看似孤悬大西洋的的英伦三岛内部的复杂。我们知道今天的联合王国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而这其中，唯有北爱尔兰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的联合王国，它的存在感也是联合王国里最低的一个。
在来英国的旅行者眼中，“北爱”是偏远的，同时也是危险的存在。它和英格兰不处于同一个岛，需要再穿过一次海峡才能到达。一百年来不断的冲突让这里和巴格达、波斯尼亚一起成为旅行危险区。1969 年以来，英国一共发生过 3000 次政治谋杀，其中大半在这里。“冲突最严重的 1972 年，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0起枪击与爆炸事件。”
几乎无法想象这一切发生在被我们定义为理性、秩序和民主的英国。在北爱的首府贝尔法斯特，甚至依然矗立着当代的“柏林墙”——贝尔法斯特和平墙。它隔离着城市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今天世俗化的世界里，他们依然“被迫”怀着深仇大恨。
新教徒忠于联合王国，天主教徒则致力于北爱和爱尔兰共和国合并，统一整个爱尔兰。唯一“爱尔兰共和军”和“统一派”的暴力对抗与流血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90 年代至今，政党政治已经几乎取代曾经的恐怖和暴力，成为今天北爱人抗争的主要形式。但脱欧让这一得来不易的温和抗争有加剧的危险。
北爱和爱尔兰的边界是开放的，今天人们在两地自由穿行。而一旦脱欧成功，这里很可能会重新树立起围墙，而那将会是英国和欧盟国家的第一条实体边界线。
这样一来，偏远的北爱就变成了脱欧的关键点以及最容易触发的痛点。宗教冲突和今天的族裔与政治变迁相互联系，新的抗争会以什么样的形势出现？而这个抗争的敌人又会是谁？
“从来没有一个海岛像大不列颠岛这样搅动了人类近代史”，这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而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它正在搅动我们的当下。
《英国：优雅衰落》
桂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
贝尔法斯特、德里：墙与界的诅咒
在北爱尔兰出生、长大的人，一定不会太过于乐观。
—— 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
除了教派冲突导致的恐怖袭击外，北爱尔兰在历史上似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世界舆论的中心。这片面积比北京略小的土地总是处于一种矛盾而尴尬的境地。
困惑
北爱（北爱尔兰简称）离伦敦飞行距离只有一小时，但距离英国的政治中心却太遥远。没人知道英伦三岛最大的淡水湖、最好的高尔夫球场和最棒的油炸食物都藏在这里，英航的乘务员甚至也会偶尔记错，以为这里与伦敦有一小时时差。它有自己的首府、议会和政府，但其他国家却无法在此设立使馆；它有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可以发行自己的邮票，却没有自己的货币；它在政治概念上属于英国，在地理位置和名称上则更接近于同处一岛的爱尔兰共和国。对北爱的定义本身就足以让人困惑。各种旅游指南或是政治学词典在谈到北爱时总会给它不同的称呼，而这些称呼背后隐藏的是书籍编纂者们对它的不同定性以及迥异的政治立场。
有人称北爱为“国家”，理由之一是它有自己的国家足球队，队员们还曾在 2016 年欧洲杯足球赛中淘汰世界冠军德国队后，兴奋地挥舞北爱“国旗”——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十字中心有白色的六角星和一个红手掌。六角星代表北爱的六个郡，红手掌则源于古老传说，说的是一个勇士在赛跑中自断手掌并扔向终点爱尔兰岛，好让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率先到达。从带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传说提炼出的红手掌符号，被视为最能代表北爱、最能凝聚这里各政治派别的符号。
北爱尔兰旗帜
有人称北爱为“省”，因为它的地理范围确实大致曾是爱尔兰历史上的四个省份之一，名为阿尔斯特。如今，以阿尔斯特命名的地方包括北爱的国家博物馆、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一座知名大学、一支目前已不复存在的武装力量，以及难以计数的小旅馆、啤酒馆、政治团体和橄榄球队。北爱政府还曾一度考虑用阿尔斯特作为自己的官方名称。
有人更愿意用方位来指称北爱，把它叫作“爱尔兰之北”，或者干脆就叫“北部”。他们更愿意强调爱尔兰岛南北两部分之间的联系，毕竟这两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时间比北爱和不列颠岛在一起的时间要长得多。
更极端些的人称北爱为“殖民地”，因为它直到 400 年前才完全被英格兰控制，在 200 年前才作为整个爱尔兰岛的一部分正式并入英国，在 100 年前才正式确定下和南部的边界——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国的边界。在此后绝大多数时间里，爱尔兰岛上都有要求脱离英国独立的呼声。特别是在近 100 年，冲锋枪与汽车炸弹让这种呼声响彻世界。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在离我们如此之近的 2005 年至 2015 年这 10 年里，北爱还发生了 1243 起枪击和爆炸事件以及超过 1.5 万起教派冲突事件，26 人死亡、851 人受伤、436 人被以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罪名起诉。在冲突最严重的 1972 年，平均每天就有超过 30 起枪击与爆炸事件。冲突双方在回答同一个政治问题——北爱是否要结束英国人的殖民，成为独立国家或并入爱尔兰共和国？
对北爱最保险的称呼是“地区”。它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正式身份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和联合王国其他三个部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不同，北爱以地区而非国家的身份加入。因为爱尔兰南方信奉天主教为主的 26 个郡组成了新的独立国家——爱尔兰自由邦（即现在的爱尔兰共和国），北方信奉新教为主的 6 个郡则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那之后，北爱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是效忠于爱尔兰共和国还是效忠于英国王室”的问题上冲突不断。20 世纪 60 年代起频发的暴力事件更是让爱尔兰问题成为对英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挑战。
北爱在历史上和中国偶有交集。1843 年成为首任香港总督的璞鼎查是北爱人，晚清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之久的罗伯特·赫德也出生在这里。中国街头的邮筒刷成绿色而非伦敦街头的红色就和作为中国现代邮政推动人的赫德有关，他选择了给中国的邮筒涂上代表爱尔兰凯尔特文化的绿色而非代表英国的红色。今天在贝尔法斯特的一些天主教徒居住区，还能看到红色的邮筒被人用油漆涂成绿色。
外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北爱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视彼此为仇敌？这种仇恨对北爱及英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北爱的。
北爱有一种魔力：它总能让你的旅程无法轻松愉快。在我印象里，这里总在下雨，总是即将天黑。其实这么说并不公平。温带海洋性气候让这里只在冬天多雨，高纬度也让这里夏天到 8 点多才天黑，但也许是每年漫长冬季里低温、冷雨、长夜的组合更让人难忘吧。
贝尔法斯特
厚重悲惨的历史也重新定义了北爱的各个景点：贝尔法斯特曾与贝鲁特、巴格达、波斯尼亚一同被认为是旅行者们应该避免的危险“B 地区”（它们的英文名同以该字母开头）；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欧罗巴大酒店曾经常出现在《新闻联播》的国际报道中，寻求实现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军总是在这里设置炸弹，让它成为全欧洲挨炸次数最多的酒店；贝尔法斯特港口的泰坦尼克博物馆是这艘被诅咒的巨轮诞生的地方，博物馆里的电脑复原出巨轮当年的奢华舞池，玻璃展柜陈列着当年船上乘客的家书，它们都让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那一刻看起来更具悲剧性；热播剧《权力的游戏》在北爱取景最多，临冬城静谧灰暗，北境森林幽暗邪魅；大西洋边的“巨人之路”（由火山熔岩冷却凝固形成的四万多根玄武石柱排列组成、绵延数公里的北爱知名自然景点）也在灰色海水的衬托下显得恢宏悲壮。
和解
我找到了曾经在和平墙两侧为各自的政治理想作战的老战士皮达尔·韦兰和努尔·拉格尔。
韦兰是爱尔兰人、天主教徒，年轻时是爱尔兰统一运动狂热的支持者。在 1977 年的一次天主教徒武装力量组织的游行中被捕，他记得在警察把自己按倒前，他刚刚砸碎了一间房子的窗户。拉格尔是新教徒，年轻时随叔叔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打砸抢、拿着一把马格南左轮手枪追杀“北爱独立分子”，目的是捍卫英国在北爱的领土。拉格尔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还曾有机会进入阿森纳队，但狂热的政治理想让他在1982 年被捕。不久，妻子和牢房里的他离了婚。
韦兰和拉格尔生下来就被贴上两个敌对阵营的标签，但他们很像。他们都是 60 岁，都曾以谋杀未遂等罪名被关押了 16 年，如今又都在一个关爱北爱刑满释放人员的公益项目帮助下，受雇于旅游公司，为游客介绍和平墙。他们都不愿多谈自己在狱中的生活，只说在那里认识了不同宗教信仰的犯人，但出狱后就没再联系。他们对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都曾认真反思。他们先后登上同一辆大巴，车从墙的一边转到另一边时，也是他们的交接之时。
他们会彼此打个招呼，然后拿着麦克风开始讲述当年的历史，将各种教派名称、历史事件一股脑儿地抛给前来猎奇的游客，并将责任推给“墙那头”。
贝尔法斯特和平墙
在北爱，每段关于历史的叙述都有至少两个版本，它们来自不同派别。我的采访本上记下了韦兰和拉格尔的话。
韦兰：“英国人总爱用给你‘定罪’的方法来解决冲突。”“在道德上，我后悔当年的行为，但在政治理想上我并没有错。”“拆墙？可能至少还需要 15 年吧，等对（动荡）那些年的记忆消失了吧。”
拉格尔：“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和平墙’，它是安全隔离墙。”“这墙是为了阻止墙那头爱尔兰共和军对新教徒的袭击而建。”“（对爱尔兰人）愤怒？我没有愤怒，我为我的政治理想献身，这是我的选择。”“最好别拆墙，至少现在不行，大家都习惯了有墙的生活。”我还记录下一段与拉格尔的问答，我的问题似乎让他有些不高兴。
“你现在有几个天主教徒朋友呢？”我问他。
“你有几个朋友？”他问。
“我？朋友？几百个吧。”我没想到他会反问我。
“他们之中有几个天主教徒？几个新教徒？几个佛教徒？几个穆斯林？你会这么给他们分类吗？”“但是，你刚才提到在你小时候只有过一个天主教徒朋友，所以我才这么问。”我试图说明提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
“听着，现在在北爱，没人这样区分朋友。”拉格尔说，“但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两个。”
我没有继续追问，至今也不知道拉格尔是不是在开玩笑。在北爱，像韦兰和拉格尔这样在“动荡时期”被关押过的人今天还有 2.5 万。虽然仇恨短期内仍难以消失，但北爱也不会轻易再回到此前教派武装冲突的混乱局面。30 年内乱导致超过 3600 人丧生、3 万人受伤，这对人口不到 200 万的北爱来说刻骨铭心。自从 1998 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后，北爱自治政府、爱尔兰政府和英国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实现和解，和平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德里
从贝尔法斯特到北爱第二大城市德里，车程两小时。如果这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最能让人觉得“人间的一切争执都是名词之争”这句话有多么正确，那一定就是这里了。德里这名字就是分裂的产物。英格兰在 17 世纪完全占领爱尔兰后，德里曾被改名为伦敦德里，以显示它与“新东家”的密切关系。但此后，反感威斯敏斯特统治的北爱天主教徒仍称呼它为德里。2015 年，伦敦德里市议会投票，将这座城市的名字重新改回德里，而亲伦敦的北爱新教徒则坚持称呼它为伦敦德里。“名词之争”让德里的商家有些左右为难，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广告招牌上画蛇添足地写上“德里/伦敦德里一日游”或是“德里/伦敦德里最好吃的烤肉”之类的话，这也让德里干脆被一些人称为“斜杠城市”。400 年前，英格兰的新教徒向爱尔兰迁徙，并建立种植园，德里就是因种植园兴起的城市之一。
伦敦德里当地的指示牌，“伦敦”二字被涂抹
在这座被城墙环绕的小城，“墙内”和“墙外”是当地人言谈中经常使用的地理坐标。我们从七个城门之一的“屠夫门”入城，因在北爱的“动荡时期”，德里就曾是爱尔兰共和军袭击的重点目标。它就在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的边境旁，7.5 万居民中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徒，要求结束英国“殖民”、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的呼声也最强。1972 年的“血腥星期日”事件就发生在德里，当时驻守在这里的英国伞兵向正在游行的市民开枪，杀死 14 人。“血腥星期日”被约翰·列侬和 U2 乐队都写进歌里，成了德里最不堪回首的一天。
小城街头建筑物上的大幅政治涂鸦画迅速把我带回 30 年前战火纷飞的德里。涂鸦画上有德里最年轻的议员在号召大家为争取民权奋斗，有“欢迎来到自由德里”的政治口号，还有德里第一个在教派冲突中遇难的孩子。几十年后，当《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时，人们在那个孩子的画像旁添上了一只代表新生的蓝蝴蝶。
德里市中心的公园和标志性的大桥均以“和平”为名。那大桥罕见地建成蛇形，从新教徒聚居的一岸弯弯曲曲地通向天主教徒聚居的对岸。德里人开玩笑说，桥面不建造成直线是为了防止两派面对面过桥时朝对方扔石头。
我来德里是为了去看看那条边界。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境线从德里城外穿过，北爱冲突双方曾因这条割裂爱尔兰岛的边境线而战，今天英国的“脱欧”也再次让这条边境成为全世界最受人关注的界线之一。
自从 1921 年爱尔兰南部地区选择独立后，爱尔兰全岛设置“共同旅游区”，英国公民与爱尔兰公民可自由往来。自那以后，边境线上没有检查证件的岗哨，只在一些地方保留了几个摄像头。
但在“动荡时期”，边境成为教派冲突的前沿，边境线上一度出现岗哨与铁丝网，并随即成为袭击对象。正是在贝尔法斯特和平墙开始修建的 1969 年，德里边界线上的二层关税办公楼不得不在日益频发的暴力冲突中被迫关闭。边界地区成为无人区，两侧分别是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的驻军。《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后，英爱边界再度开放，这常常被视为北爱和平进程取得成功的重要象征。
在非洲，我曾步行穿越多哥和加纳的边境线，被挂着枪的加纳军人勒令删去相机里一切关于边境线的照片。那个中尉在检查完我的相机后又坐回露天的木桌前，继续在我递过去的护照上盖章、签字。木桌上的小收音机大声地放着流行音乐，上面盘旋的苍蝇似乎都在和着节奏跳舞，那景象几乎就是好莱坞电影里的画面。我期待在德里的边界再有奇遇。
司机倒数着“三、二、一”，车已经从英国一侧进入爱尔兰共和国一侧，周围的车辆都没有减速。在司机的提示下，我才发现，地面上的交通标线从英国境内的白色变为爱尔兰共和国境内的黄色，路旁的限速提示牌也从“限速 60 英里”变成使用欧盟计量单位的“限速 100 公里”。手机短信倒是忠实地提示：“您已进入爱尔兰共和国。”再仔细看，一个“欢迎进入北爱尔兰”的路标上的“北”被人用颜料涂掉，意在表达“北爱尔兰是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的政治诉求。
仅此而已，这就是英爱之间的“软边界”。许多德里人每天都要几次往返于边境两侧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唯一麻烦的是要在口袋里装上英镑与欧元两种货币，便于在边界两侧消费，但信用卡早已让这不再是问题。目前每月有 17.7 万辆货运卡车、185 万辆小客车和 90 万人次要跨越这条隐形的边境线。
英爱边境
“脱欧”带来了新问题。爱尔兰共和国是欧盟成员国，因此在 2019 年 3 月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后，这条边境线也将从目前的国境线变成“欧盟区与非欧盟区”的界限。在“脱欧”后如何处理这条边界是英国与欧盟谈判的重点与难点之一。英国政府曾多次表示，英国将在“脱欧”后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和欧盟关税同盟。
这意味着如果英欧之间未能达成新的自由贸易协议，那么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的边界注定将从目前货物与人员自由流动的“软边界”，变成需要对进出欧盟人员和货物进行核查与征税的“硬边界”。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这将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条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陆上硬边界。
但德里人都知道，一旦这样的边界出现，边界上任何代表英国的符号——岗哨、身着制服的边检官、关税办公室——都有可能激起德里天主教徒的不满，并引来针对它们的袭击，就像在“动荡时期”那样。但没有实体设施又将如何核查往来穿越欧盟边境的人员、如何向进出欧洲共同市场的货物征税？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边界“软”的时候，居住在边境线两侧的爱尔兰人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一旦“硬边界”出现，它将带来令人尴尬的问题：一家农场就建在这条边境线上，农场上的牛羊和它们的放牧者都将面临出入境问题；汽车在爱尔兰岛上主要的交通动脉 N54/A3 公路上行驶，要在这条曲折的高速公路上四次穿越边境线，在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两国间来回。
支持北爱与爱尔兰共和国最终统一的新芬党成员、德里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伊丽莎·麦克卡利昂告诉我，大约五分之四的德里人在前年的“脱欧”公投中都选择“留欧”，就是因为担心退出欧盟可能带来这样的边境问题。“脱欧”将让北爱尔兰的最终归属问题再次被提上政治议程，并将导致“爱尔兰统一”公投出现得可能比人们预想的更早。但她也承认，北爱再次出现 1998 年以前的大规模冲突已不太可能。要求北爱脱离英国的“民族派”已经作为与“统一派”平等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北爱政坛上，公开表示希望“爱尔兰统一”已经不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不再需要用生命来争取。
35 岁的麦克卡利昂年轻靓丽，她的姓是典型的爱尔兰人姓氏。
她从十几岁起就为了“爱尔兰统一”的政治理想奋斗，曾当选德里市长。麦克卡利昂像每个德里的母亲一样，每天要几次穿越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的边境，接送三个孩子上学，为的是让他们去南边的爱尔兰语学校读书。
我问麦克卡利昂：“如果‘脱欧’真的制造出一条‘硬边界’呢？”“我会像爱尔兰民族的每个人一样，去为反对它而战斗。”她回答。
“不惜代价？”“不惜代价。”“你真的觉得这值得吗？”我有点怀疑。
“值得，那是为了我的孩子们不再需要像我一样为爱尔兰的边界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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